编者按：
为迎接建党百年华诞，第一附属医院离退休党总支与医院宣传统战处联合开展“典藏记忆.寄语百年”老专家“忆党史”访谈活动，9名60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走进医院演播室，以老同志耳闻目见、亲身经历讲党史、说理想、话奋斗，带动更多党员、干部把党的历史学习好、传承好、发扬好。以下推荐“JSPH银发生辉”公众号部分访谈。
红旗病区
杨玉
爱病人如亲人
“爱、慎、严、明、准、协、快、好”这八个字，“文革”前的我院职工几乎人人都能背诵如流，领导们也身体力行，医院的医德医风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成为我院闪光的特色。当时的八病区走在最前面。
1958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八病区（设有内科消化组和肺科两个专业）的医护人员聚集在医生办公室学习讨论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正在热烈讨论之中，静听大家发言的医院党总支副书记焦润泉同志突然插话：“想想看学什么？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说‘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为什么那样令人感动？”我顺口回答：“他把中国人民抗日战士看成自己的同胞兄弟。”
“对，爱病人如亲人！”焦副书记做了一句总结。
在焦副书记的启迪和党团员的发动下，“爱病人如亲人”成为医务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同义语，反复在我的心中回荡着，怎样把这句话体现在医疗服务的第一线呢？我与护士长郭一中同志磋商琢磨，决定先从肺科（结核）病房试试以人为本的“政治下病房”，再向全病区推广吧。
政治下病房
首先动员八病区（包括消化组）的全体医务人员（包括勤杂工），要求大家听党的话，树立群众观点，把病人看成是自己的亲人和战友。我们的目标与病人是一致的，就是要战胜疾病。不但要在日常工作中严格认真，一丝不苟，还要求通过亲密接触，给予人文关怀，了解病人的疾苦和困难，做到“知病知人”。密切关心病人的思想情绪，及时予以帮助，并因势利导地提高其战胜疾病的信心，也就是“治病也要治心”。果然“政治一下病房”，八病区便逐渐成了一个和谐、温暖、友爱的大家庭。
两三周后，病人也发动起来了，他们提意见、出点子，积极配合落实。他们自发组织每天集体读报半小时；病情较轻的病人，每周集中政治学习两次，每次不超过一小时。随后他们又开展“七比评优”活动，即比政治挂帅，比团结互助，比安心养病，比服从医疗，比遵守院规，比清洁卫生，比厉行节约。他们自费买了两面流动红旗，将红旗挂在评上优秀者的床头。
医务人员无不热情为病人服务，有点空便下病房看望病人，相互交流思想。那个年代国内经济相当困难，西药供应十分紧张，治疗结核病的链霉素、PAS，有钱也难买到。当时正逢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八病区消化组首先成立“中西医协作病房”，肺科也普遍推广中药和针灸，对肺结核主要联合应用异烟肼和我院药剂科自制的大蒜素（胶囊口服、注射液静滴或气管滴入）及一些中药方剂，病人都很体谅医院的窘境，乐意接受，疗效居然相当令人满意。
医患同心
一例空洞型浸润性肺结核病人，他刚入院几天，因心悸、盗汗、失眠而找我，我立即为他热情诊治，并开了一张滋阴敛汗、养心宁神的中药方，回答了他的问题，介绍了一些有关的医学常识。他十分信服，当晚喝下中药煎汤后，便沉沉入睡，盗汗也大大减轻。翌晨醒来，赞不绝口。从此他便安心养病，成为病人中的积极分子。
杨玉教授在晨光机器厂职工医院指导厂医
其实，很多病人刚入院时不习惯病房生活，常有失眠、食欲不振等表现，这既可能是疾病本身的症状，也可能是习惯改变或其消沉、悲观的心理情绪所致。此时，医生不仅要对症下药，更重要的是从精神上解除其顾虑，有时还需从物质上给予一定的帮助。例如有的医生护士从家里带来可口的菜肴送给病人，有的送几本连环画给他们看。有些病人在医生、护士的指导下，订出了养病计划，他们从抑郁、焦虑转变为乐观向上，胃口变好了，失眠也消失了。几个原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从不关心周围的人，住院不久竟也乐于助人了。个别刚入院时表现比较散漫、任性、爱闹别扭、爱找岔子的小伙子在病房集体熏陶下，竟也慢慢地转变为爱学习、守院规、讲卫生、有礼貌的人……一个个意想不到的生动事例，不胜枚举。
在和谐友好的氛围中，很多病人感动地说：“医务人员这样无私地日夜为我们服务，我们也要体贴和关爱他们。”
病房里人手不够时，轻病人抢着照料重病人，对不能起床的重病人（如呼吸困难、大咯血者）的照顾尤为周到。他们主动地帮助预订饭菜、维持室内清洁卫生，偶尔发生紧急情况而医务人员不在场时，他们一面按铃通知医护办公室，一面力所能及地帮一下忙（如输氧、吸痰），为救治病情突变的高危病例起了很大作用。病人出院时，同室病友都要开个欢送会，医务人员派代表参加。
爱字当头，好字结尾
八病区先后在医院、南京市和江苏省被评为“红旗病区”，新闻媒体不断播发有关的报道，我荣幸地代表这个病区，先后出席了市、省的文教卫生群英会，并在大会上作了介绍“政治下病房”过程的发言。会议结束后，我陪同部分代表来院参观，轻病人都自发地站在楼梯口走廊过道上列队欢迎，那场面使我十分激动。
回忆五十年前，在那强调“阶级斗争”的岁月里，我院领导却以白求恩无私的“爱”教育我们，把医务人员与病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作为建设精神文明医院的主题，总结出“爱字当头，好字结尾”的“八字要求”，虽然时过境迁，人的价值观今昔有所不同，但当年的情景却使我终生难忘。
（杨玉，第一附属医院专家督导室党支部党员，主任医师，教授）
唐山抗震救灾回忆
董中春
我是1975年于徐州卫校毕业的护士，分配到江苏省人民医院眼耳鼻喉科工作，先后到烫伤科和内科参加重危病人抢救及护理工作。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由近2万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携带药品、器械进入灾区。在那一场救援战中，南京市也有一支由18个小分队、208人组成的抗震救灾医疗队，其中我院派出了36人，于7月29日奔赴唐山。当年我23岁，29日我刚下夜班，就接到外科党总支书记的通知，要我立即参加院组织的抗震救灾医疗队，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一切听从党的安排，绝对服从命令。因为时间很紧急，要求一切从简，我就抓了点空针、胶布、输液皮条，药房准备了几箱常用药，到集体宿舍拿了几件换洗衣服，来不及通知家人，就跟着院医疗队登上了开往唐山的抗震救灾专用列车。
火车是装货的火车，没有座位，大家就铺了几张草席，席地而坐。到达天津杨树站时，通往唐山地震灾区铁路已被破坏，无法运送医疗队到灾区，于是就转乘火车到北京，在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下，我们医疗队乘军用卡车火速前往唐山重灾区。在通往唐山断裂的公路上，上千辆部队军用卡车运送医疗队和救灾物资，形成一条长龙，奔向灾区，我们医疗队员和自带的救灾药品等一齐都在拥挤的卡车里。路上尘土飞扬，车里摇摇晃晃，不知道乘了多少小时，才来到玉田县城边。我们的午饭就是自带的饼干，饼干箱放在卡车头上，大家刚准备吃，余震又来了。卡车和饼干箱都摇起来，但我们都很镇静，没有畏惧，只希望尽快赶到灾区救治伤病员。
1976年唐山大地震现场照片（摘自网络）
玉田县，是当时唐山地区三个重灾点之一，江苏省医疗队的总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傍晚，我们被安排到玉田县窝洛沽地区，大家刚下车，就被当地许多的伤病员围了上来，我们从周边捡了几张桌子门板，就开始接诊。队员们住的帐篷旁边二三十米就是一个尸体坑。大家立即分工，我们医护人员接诊清创伤口、换药包扎，骨折固定等，另外一些青年人立即在田野里挖排水沟，扎帐篷，麦秆和草当地铺，当地温差大，就每人发了一件军大衣，既挡寒又当被子。
救治工作进行了两天，我们带去的药品和医材就用完了，之后全靠飞机空投和部队运送大批医疗救灾物资。队员们组成许多巡回医疗小组，冒着酷暑、暴风雨、余震，到那些不能行动的重症伤员和老人家里去救治。我先后和包平涵、陶松年、张宁远等外科医生，给那些伤口化脓、生蛆的病人换药，在校篮球场临时搭建观察篷里，给那些破伤风等重病人输液，打针、换药。天气炎热，尸体迅速腐烂，加上公厕倒塌，粪便污染河水，环境和空气的污染，使得苍蝇漫天飞，天上一直都有飞机喷洒着消毒药。
我院医疗队1976年8月在玉田县窝洛沽公社
地震几天后，党中央决定把重伤病员转移到全国各地医院救治，铁路临时抢通，我们医疗队派我和外科俞学明医生一起护送病人到火车站。傍晚我们把几十个伤病员抬上了军用卡车，我和俞学明医生分别坐在卡车尾部，带着手电筒，不停地观察和询问那些危重病人的情况，由于路被地震破坏，军用卡车一路颠簸，摇摇摆摆，寒冷的夜晚，我们冒着随时翻车的危险护送着伤病员，深夜才开到临时火车站。我曾经是生产兵团战士，在兵团锻炼过4年，身强力壮，不怕苦和累。在那昏暗的灯光下，把骨折的病人一个个背着送到火车上，直到几十个伤病员都安排在火车里，我们才放心，那时天已发亮。
我们乘卡车坐在后车厢里，返回医疗队已经是中午，满脸灰尘，浑身是土，看见医疗队的同志们来迎接我们，十分激动，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又回到温暖大家庭里。有一天，我们接到一个病人，发现他的伤口溃烂生蛆，我们一问，这个病人不是唐山的，而是天津宁海县的。宁海县当时没有被划在重灾区范围内，当地没有派驻医疗队。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医疗队决定派一个小分队去宁海县救援。我和陶松年、包平涵等人，就是去宁海县的那一组。我们跟着老百姓，徒步走了很久，劝他们把人转移出来。我们在学校操场上搭起简易病床、观察室，课桌上躺着一些伤口感染、发高热的病人，我们用空投的战备医药材料给病人输液、换药。记得给破伤风感染的病人输液、换药，长树棍子插在地头上，就可以挂输液袋(塑料战备物资)，看到那些呻吟的重病人得到了暂时的救治，我们忙碌了几天也不感到累。历时23天，我院医疗队（当年称为江苏新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队）现场抢救并转送重伤员907人，诊治伤病员4740人。
8月23日医疗队接到了撤回命令，回到南京后，医院到处都是抗震棚，草坪上也搭着一个很大的竹席棚子，里面住满了病人，医生就在抗震棚中给患者看病。我院先后收治了79名唐山伤员，伤员们经过精心的医疗和护理，除一例死亡外，均得到了治愈或好转，后分批护送返回唐山。
唐山大地震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灾难，在危难关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友爱互助。在那次抗震救灾时期，也涌现了许许多多感人的事迹，大家舍己救人，救死扶伤，发扬白求恩精神，时刻鼓舞和激励着我们医护人员。抢救病人生命就是我们神圣的职责，回忆那个时代，我无怨无悔，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精神，当之无愧！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王虹院长、唐冠文院长组织我们唐山医疗队老专家和我这名唯一的护士，在门诊大厅里给那些即将到汶川抗震救灾的医疗队员演示如何正确对头、颈、腰、胸、四肢被挤压伤的病人抬、放、包扎、固定、抢救等措施。三十年之后又能为医院的救援工作再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感到无上光荣！
(董中春，第一附属医院退休一党支部党员)
终生难忘的两位马老师
李麟荪
进入为医又为师的高等学府
1962年，我从常州第一人民医院实习结束，回母校等候分配。我没有奢望能留在母校的附属医院工作，因为这是高等学府的殿堂。记得当时我们可有五个志愿选择，第一志愿我写了“服从分配”，因为我是拿着“人民助学金”读完初中，就去工作的，通过业余自学考上了江苏医学院（现在的南京医科大学前身），又凭着“调干助学金”读完大学。我是人民培养的，我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志愿填了到解放军医院去，因为那时候台湾风声正紧，说要反攻大陆。接着两个志愿就是去杭州（我在那里工作过）、去宁波（我成长的第二故乡），最后一个是常州（我在那里实习，带教的老师希望我留下来）。
没有想到我这个没有扎实基础、没有聪慧天资、又没有后台背景的人被留在既从医又要教人的省医院。摘下白色的学生校徽，换上红色的医务人员校徽，心里甭提有多开心。想着我一定要好好干。
可是，我被分配到内科，这不是我喜欢的科室，于是壮了一下胆，我向当时的戴秀夫副院长提出要求想做外科医师，戴院长看看我，这位被我看作是非常大的领导的副院长，却是非常和蔼可亲，他竟然认出我在学生时期下乡治害灭病时做过唯一的一个灭螺（小）队的小队长（他是大队长），他非常理解年轻人的理想，叫我先别去内科报到，也许有机会。眼看着其他同学都兴高采烈地上班去了，我一个人待在宿舍，心里很不是滋味，又怕被内科主任知道了，连内科都去不成，两天后还是勉强地去内科报到了。
为医之道：首先要关爱病人
第一天我被安排上门诊。来了一些病人，我就当起医生来了。现在回顾，什么都记不得了，只是下班的时候，有一位比我年长的女医生来问哪一位是李麟荪？我迎上去说我就是，她问我：有一张心电图的申请单是不是你开的？我说是的，看她很认真的样子，我心中十分担心，但又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我就问开错了吗？她说：“单子是没有开错，但是你怎么能让这么重病的病人自己上心电图室呢？从门诊到心电图室是要爬一层很高的楼梯，这样重的病人可能会死在路上的！今天没有出事，还算好，以后你要记住。”她想走了，看我似乎不理解，回过头来又叮嘱了我一句：“这么重病的病人没有家属陪，如果没有工人送，你就应该亲自送他去，今后你一定要小心。”她很严肃但很慈祥，看上去不像在教训我，也不是批评我，仅仅是提醒我“要关心病人!”。
马文珠老师
是的，当时我们的门诊在山下，我不在附院实习，不知道心电图室在哪儿，上那里要爬两层高的楼梯，病人没有家属陪同……那是可以推脱的理由，可是说这些有意义吗？假如病人死在半路上呢？我当医生第一天就送掉一条人命，今后怎么做医生呀？我还呆在那里，很有点后怕，她却已经走远了。望着远去背影，我感到这是一位好医生，她关心病人也关心年轻医生，是值得我一辈子敬崇的师长。我终于打听到了她是年资较高的马文珠医生，她不是党员，也不是什么红人，一位普通医生，没有带教我的义务。但她却让我明白什么是 ”为医之道”。想做一个好医生? 首先要关爱病人。虽然直到今天，我离好医生还有距离，但从那以后，我时刻想到马老师的教导，我努力了一辈子，也获益一辈子。
以后虽在同一医院，却二十多年没有来往，直到我做介入科医生，她支持我用新技术与他们一起做第一例肺动脉瓣扩张术、第一例二尖瓣成形术、第一例冠状动脉造影术与第一例肺动脉祛栓术。每次她都会主动为病人勇敢地承担责任，虽然她总是对的，但不一定所有人都听她的，结果每次手术也会不同。有成功的，别人报了奖，她从不计较。有失败的，或有死亡的，总有她在承担。
好医生不是做给人看的，在于怎么用心去关心病人，在于她自己的身教、言教。马文珠老师的人品、医德和医术令我永远难忘。
为师之道，教你懂得”为什么”
这时传来消息，说大外科主任马允平不欢迎我到外科，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 初中学的是会计，高中是自学的，大学的主要学习阶段（由于政治运动与下乡治病，耽误了的课都是在四年级补的），我却没有在校上课（学校派我去南京大学学习物理近一年），又是自学后通过大学毕业考试的，实习期又没实习好（学校指定我准备考研究生）。这让我害怕去外科了。就在这时院部通知我去外科报到，因为另一同学不愿做外科，正好我俩对换。虽然进了外科，但大主任看不上我，心中很不是滋味，担心今后日子不好过。
马主任从来没有与我有私人对话，连打招呼都没有过。后来据说马主任特批，要我按时去听他对大学生的讲课，这对我是一贴很温暖的安慰剂，看来有希望。
我八岁丧父，所以母亲对我很严，遇到比母亲还严的上级医师还是让我很担心。记得我初中毕业后工作刚半年，就曾与单位“一把手(转业军官)”在大会上大吵一场，那时候自持真理在我这一边，天不怕地不怕地在全体大会上干起来，还没有像现在面对主任那样胆怯过。竟然让我上班时去补课，这使我下定决心：补！恶补！
那时正碰上马主任抓全科的基本功，每周一次全体外科医生一起学习，由最低年资医生（我们这一届）从洗手、穿白大衣开始表演，到如何抓刀子、切皮肤，后来听老师们（马主任强调高一年资的医生应成为低一年资医生的老师）讨论如何做胃切除等等，一步步走来，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开始懂得外科医生手术的每一步骤、每一动作都有深刻的道理，不是随便做的。譬如: 为什么病人说右下腹痛，你必须先检查左下腹，再左上腹、右上腹最后到右下腹？怎么触摸？为什么下刀子先竖后斜，最后再竖？马老师严格要求每一位外科医师，不仅仅会做手术，更要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能另一种做法。他强调重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与学习外文，要求每一个外科医生要懂得原理。
马允平老师
我知道马主任一直在考察我，包括要我的上级医师查看我的门诊病历、住院病历、我对病人的态度与能力等等，让我感到马老师时时刻刻都在考察我，我不能有丝毫差错。我放弃休息，努力读书，多看上级医师手术。很快，随着量变发生了质变，我突然觉得“我行!”。记得有一次科室安排我给四年级医学生表演“腹股沟斜疝修补术”，我以从未有过的自信，一边做一边讲解，讲怎么做、突出地讲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时马主任听说是我在演示给学生看，他立即叫住院总医师张祖荀来考察，张医师考察后十分满意地汇报马主任，没想到从此以后马主任不再考察我了。
“文革”期间有人批判马老师，叫我也批斗他，但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批判马老师的话，他是我另一位最敬重的老师，他像严父般地教导我、培养我，让我成材（虽然我离成材还有距离）。这么好的一位老师不仅是教我做，还教我怎么学，教我懂得为什么这么做，让你一通百通，这不是一般的老师，这是大师，是我的恩师。我不但不会抹着良心批判他，我还想保护他哩。
良好医德，精湛医术是“南医老师”的形象
“文革”后马允平老师做了医院的副院长，我已转到放射科工作，为了争取去贵州学习介入放射学，我找了马老师，他一听我要去学新知识、新技术，立即表示支持，终于我把介入放射工作在医院开展起来了(现在是二个病区，75张病床的较大科室)。
在医院几十年我没有与马老师说过一句很“亲热”的私人话，也没在节日问候一句，直到他退休后，我每年都会在新年期间去给他拜年，我终于看到他的笑容是那么开朗、灿烂，尤其是看着我的眼睛在笑，心里特别好过。我们除了问候，没有什么客套话，也不谈张三李四，对坐着、对望着、脸上笑着，心里明白着，那种感恩与被感恩在默默地交流着。每次临走时，他的夫人总要在我的口袋里塞进一只苹果或者橘子。没想到他在我不在南京的时候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听说是主动脉的病变，我非常遗憾，若干年后当我带领我科医生在本院开展主动脉病变的支架治疗时，每次我都会想起马老师，如果他现在患这个病，我一定会把他治好。多好的一位老师，我永远敬重他。
虽然我已年过八十，成为耋耄老人，我的两位马老师还永远是我的老师，只要有机会，我就把他们对我的教导与恩惠传给比我年轻的一代又一代的医生，希望他们也懂得什么是“为医之道”与“为师之道”。
我又加了两句话: 做一个好学生，一定要努力超过老师; 做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这应该是“南医精神”“南医老师的形象”，但愿它能永放光芒。
老师，不仅在于他教了你多少，他对你有多么严厉，更重要的是影响着你怎么做人，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
两位马老师绝对不只是我的好老师，他们是属于大家的。用你的心去找好老师。
除了这两位，还有许多我尊敬的老师：侯金镐、王一镗、陈家伟、张祖荀、尤国才、赵自普、王鈡琪……我是在众多好老师的关怀和爱护下学着做人做事的。
（李麟荪，第一附属医院专家督导室党支部党员，主任医师，教授 ）
医界耆老殷凯生：像戈壁石那样执著，像雨花石那样多彩
殷凯生一生执著，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硕果累累，可从他的家庭中溯到源头。
秉承家风不懈攀登
1946年4月，殷凯生出生于镇江市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殷金泉曾任镇江市妇幼保健所所长、镇江地市机关公费医院院长、镇江市二院门诊部主任。母亲王哎玲是镇江市地市机关医院化验员，曾被评为镇江市勤俭持家积极分子。叔叔殷志坚参加过抗美援朝，初小文化，然学习刻苦，自学成才，曾任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和第一人民医院内科主任。父亲和叔叔均为镇江市的名医。父亲待人和蔼、做事认真，母亲善良勤劳，叔叔学习刻苦，就像雨露一样灌溉了殷凯生幼小的心灵，也使他对医生职业产生了憧憬。
父亲殷金泉退休后接受了医院返聘进行病历质量管理的工作，依然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医院，并将工作做得无可挑剔。殷凯生向记者感叹：“父亲的病历质量管理是做得最好的，每一份病历，他都一个字一个字进行认真修改……”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基因也融入了殷凯生的血液。
1986年殷凯生与父母合影
1963年，殷凯生考入南京医学院医疗系六年制本科学习。毕业后依据规定前往徐州郊区马场大队劳动锻炼。夏日，白天他打着赤膊与农民一起在水田里插秧，晚上给村民针灸治病；冬日，白天与农民在水利工地上抬大筐，晚上兼职做记分员。1971年，他被分配到徐州市狮子山公社医院工作，培训赤脚医生、开展中西医结合的医疗，为当地百姓所欢迎。1975年，殷凯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常年在外，倍感思亲，1976年，殷凯生谢绝了上级提拔他为院长的好意，回到了家乡，成为镇江第一人民医院的内科医师。
1980年春节，殷凯生看到报上“报考研究生”的消息，决定一试。当时距研究生入学考试只有2个多月时间，他不能脱产复习，只能白天照常上班，晚上挑灯夜读。终于，他克服了许多困难考研成功，成为我国著名呼吸病专家杨玉教授的开门弟子。
在研究生期间，殷凯生创立了微量全血法嗜碱细胞组胺释放试验，用于诊断哮喘过敏原，被中国医学科学院命名为“殷氏法”加以推广。
1983年6月，殷凯生以“全优”成绩通过硕士学位答辩，在全省首先获得呼吸内科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在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工作，1987年到日本国立名古屋大学研修，1990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成为主任医师和博士研究生，200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成为江苏省临床重点学科呼吸病学的学科带头人和和全省呼吸专业的“领头羊”。
德术双馨，临危受命
2003年，殷凯生临危受命，担任江苏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组织协调省专家组的各项工作，指导全省的诊断、治疗。殷凯生戴着厚厚的口罩，穿着沉沉的隔离服，奔波于南京及全省各收治医院的隔离区，会诊阅片、讨论治疗方案。
重任在肩，殷凯生需做好省委、省政府和卫生厅领导的技术顾问和决策参谋，调配技术力量，保证抗“非典”战斗和医疗、教学和科研等日常任务同步顺利进行，还于一周内撰写并由江苏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科普读物《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该书后来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国家图书奖特别奖）。“非典”最严重的期间，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患有高血压病，由于“防非典”工作紧张，原先控制较好的血压又升高了……。
一个下半夜，传染科主任李军急电殷凯生：“殷主任，您‘中彩’了！”
原来，上半夜，殷凯生到传染科隔离病房看过一位疑似“非典”的香港人，为其作过胸部听诊，为了能听清呼吸音，一度曾拿开了被雾气模糊了的密封罩……想到这里，殷凯生心中一惊，问到：“你们这项检查结果假阳性多不多？结果可靠吗？”
“我们查的这一批标本中，只有这个病人是阳性，而且是强阳性。”
殷凯生冷静了下来：“大不了得个“非典”，也算是意料中的事，谁叫我是个呼吸科医生呢。”
幸运的是，他并未真正感染上。
不管是在抗非的特殊时期，还是日常的工作中，殷凯生都坚持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殷凯生心如明镜，如履薄冰。“如果漏诊一个病人会使一批人得病，如果错误诊断一个病人会使一批人受到不必要的隔离。”他给自己提出“既不漏诊一人又不错诊一人”的目标。在“防非”早期，殷凯生力排众议，提出对江苏省首例“非典”疑似病例的诊断。当省卫生厅派他给南京市上报的第一例“非典”病人作鉴定时，他也及时、果断作出诊断，并从该例病人前一阶段的诊断和隔离工作中发现“防非”工作中存在的漏洞，立即向卫生厅领导汇报，并连夜向省政府“防非总指挥部”领导汇报，避免了南京地区疫情的传播。
中国哮喘联盟成立会上，殷凯生与钟南山院士合影
殷凯生以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先后参与了近百例疑似“非典”病例的诊断与排除诊断。创造了“非典”病人零死亡和医务人员零感染的纪录。他为江苏省“无传播、无漏诊、无误诊、无死亡”的佳绩做出了积极贡献，也被媒体誉为“江苏的钟南山”。
仁心仁术，以身试教
殷凯生喜欢当医生，也喜欢做教师。
当医生是自己亲自去治病救人，做医学院的教师是让更多的人去治病救人，两者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迄今为止，他培养的学生（包括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已有60名。目前全省5名呼吸专业的“重点人才”中，有3名是他亲手培养出的博士生。
课间课后，殷凯生都像春蚕吐丝一样向学生们传授他所领悟的医道：“你们认为有天生的名医么？不！俗话说‘名医身后怨鬼多’，没有天生的‘名医’。真正登上医学高峰的名医，都有十分坚实的实践基础。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终生学习，多读书、精读与泛读相结合，及时掌握这些人类进步的新成果并恰当地应用于医学实践，医生是需要终生学习与实践的职业。”
“需知看病犹如‘破案’，没有哪个学科像医学那样与自然辩证法之间密不可分，人文医生会用哲学的动态的观点从整体上把握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知识分析患者的感受，并以平等的友善的态度与患者交流、沟通。他与技术医生使用同样的药物，但疗效却明显好于技术医生。” 殷凯生希望学生们不满足于做一个技术医生，而是去做一名人文医生。
“在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例如SARS、禽流感、地震等）面前，不顾家庭和个人的安危，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救死扶伤的，也是真正的仁医。”他说。
美石养心，慈情忧国
殷凯生爱好奇石收藏，常常利用外出开会和讲课的机会，各处采集和收藏奇石。晚间略有闲暇，殷凯生便取出他的藏石品鉴玩味。赏石，是灵魂的壮游。此时的殷凯生，自由自在，神驰千里。大美无声的雨花石，为天地灵气凝结而成，他沉醉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
殷凯生不仅主编了数十部医学专著和教材，还花了3年的业余时间编写了大型专著《奇石收藏与健康》，该书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收藏观赏石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奇石是大自然的缩影，亲近自然，自然有益于身心健康。”殷凯生告诉记者。
殷凯生70岁生日时，钟南山院士为其致以题词：“像戈壁石那样执著，像雨花石那样多彩”，在认可殷凯生的工作成就的同时，也称赞了其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知道殷凯生痴迷于石，钟南山并赠他一石。
2015年殷凯生70岁生日时，钟南山致赠题词
正所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深情的眼睛发现了“美”、真诚的心灵追求着“美”。大美之物则往往滋养着纯洁而深沉的爱。
说起“仁心仁术、实事求是”的钟南山，殷凯生饱含敬重：“钟南山院士长我十岁，他身上体现了老一辈医学工作者的特质：工作刻苦努力，待人厚道诚恳，做事实事求是，渴望为国分忧。我非常尊敬他。”
2020年初，新冠肺炎在武汉暴发，殷凯生向门诊部报名参加了督导组。当他看到疫情持续发展，每天新增病例超过1000人，每天死亡病人超过100人时，忧心如焚，辗转反复……凌晨3时，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唐金海书记和赵俊院长分别接到他的电话和短信，强烈要求到武汉一线参加战斗。他在“请战书”中写道：
我是一名有45年党龄的
老共产党员，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到了武汉，
我可以发挥
临床经验丰富的优势，
协助中青年医师们
更好的诊治新冠病毒肺炎患者。
我每天都在关注这场疫情，
实在睡不着，
只能半夜向你们请战了。
——名渴望为国分忧的共产党员
院方考虑到他的安全，终未批准74岁高龄的老人亲临武汉一线。殷凯生在南京也没闲着，在线免费为许多许多患者诊断、治疗，在家制作防治新冠肺炎的科普视频，接受了多家媒体记者的专题采访，为多家医学杂志审阅防治新冠病毒肺炎相关论文、评审相关科研项目。
不管是在2003年抗击非典，还是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中，老一辈医务工作者都无私奉献、为国分忧，致力于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
（殷凯生，第一附属医院退休三党支部党员，教授，主任医师）
踏实、诚信做医生、教师、科研的我
屠聿修
求学经历
我1932年出生于常州中医世家，从小就和中医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上大学之前常跟叔父抄方，也观察到他对待病者的优良医德医风，并自学中医书籍，以致对祖国医学有一定了解。为了适应新一代医学发展，1951年高中毕业后参加第一届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并以第一志愿录取于江苏医学院医学本科（现为南京医科大学），开始了在高等医学院的学习生活。
1951年9月起，镇江北固山下，苏医湖畔，身处淡泊宁静的学习环境中，在诸多知名教授的谆谆教导下，自身的不懈努力，打下较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
1956年7月，以较好的成绩在江苏医学院医学本科内科专业毕业，组织分配担任热带病专家许本谦教授科研助手，主攻血吸虫病防治，并在附属医院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一直至今。
潜心科研
1956年9月起，在一附院开始临床实践工作，在许本谦教授亲自指导下，同时得到传染病、寄生虫病专家陈钟英、赵慰先教授的亲切指导，并得到多位教授老师和同道们的精湛的医术与高尚的医德的熏陶，开展日常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和多次长期的下乡巡回医疗，送医送药上门。积极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决心为送瘟神而努力奋斗，并付诸于行动中。
百年来，血吸虫病的治疗一直以“酒石酸锑钾”静脉注射，20天疗程为经典治疗方法，疗程长，毒性大，有时会发生意外事件，故一定要打破谈“锑”色变的局面。作为一个血防工作者，在许本谦教授的直接指引下，主动加入江苏口服锑273治疗血吸虫病科研协作组，负责此药实际应用的效果和毒副反应的观察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实验室和现场应用的不断探索改进，终于能以口服锑273(双没食子酸锑钠）治疗药物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开展大范围治疗血吸虫病，在国内属首创。这是江苏省在血吸虫病防治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此项成果荣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协作组主要成员）。
1978年3月，又参加了全国“吡喹酮”治疗血吸虫病科研协作组的研究，在原卫生部钱信忠部长的亲自领导下开展研究工作。此药高效、安全、方便，是质量稳定的治疗血吸虫病的特效口服药，为口服药物治疗血吸虫病取得巨大进展，1980年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85年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协作组临床主要成员）。
90 年代承担“八五”血防攻关题和江苏省晚期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课题，对118例晚期血吸虫病患者采用黄芪丹参注射液配合利尿剂或脾切除术后的恢复健康观察研究，达到良好的疗效。
临床实践
坚持临床实践，经常参加和指导省内外的传染病抢救和疑难病例会诊，对各科患者夹杂感染时的诊断、鉴别诊断、激素、抗生素的选用有着独到见解，并不断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提高医疗质量，多次成功抢救疑难危重病人。一名80岁老人胃癌手术后合并金葡菌绿脓杆菌和霉菌的多脏器感染，经过抢救成功脱险。另一名青年人患病毒性脑炎，高热昏迷，经积极抢救，完全恢复不留后遗症。
在抢救危重病人时一定会亲自在病床旁指挥观察病情变化，全力以赴。有一例隐球菌性脑膜炎虽经积极的药物治疗，但脑水肿颅高压仍不断上升，危及生命体征，请脑外科专家急会诊，决定在病床边进行穿颅手术引流脑脊液，降低颅高压，就守在病人旁随时观察脑脊液的流量调节与颅高压症状的变化渡过危险期，经过一段时间综合治疗，病情进入稳定恢复期，出院时无任何后遗症，随访多年，完全达到痊愈，患者回归正常工作。
先后抢救多例援外回国人员，患高热昏迷脑型恶性疟疾，更是全力拼搏，因为脑型恶性疟疾病情极为危重，病死率高，但对此病有特效药物治疗（青蒿素制剂），同时有系列对症治疗，分秒必争，确实能达到完全治愈。作为临床医生，靠科学技术和仁心仁德，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责无旁贷而努力奋斗。
参加国内历次重大传染病爆发疫情控制和治疗
积极参加国内省内重大传染病的防治实践，遇到疫情在卫生厅指令下立即深入现场，与当地卫生部门领导和医务防疫人员共同作战，及时研究控制流行和选用新的治疗方法，指导全局工作，使得疫情明显下降，多次获得卫生部防疫司（疾病控制司）和卫生厅领导的评价：不仅是全国知名传染病专家、流行病学专家，亦是既懂传染病又懂流行病防治的好医生。
曾参加省内国内历次重大传染病爆发疫情的控制和治疗，如：50~60年代省内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现和防治；1987年起M1型耐药伤寒爆发性流行的防治（国内、省内）；1998年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的首发病例确诊、防治（南通如皋）；1999年O157:H7出血性肠炎的确诊和防治（徐州丰县），每次均能取得极为满意的防治效果。
1978年2月，清华大学部分教工下放江西时感染了血吸虫病和肝炎，当时未获得确诊和有效治疗，严重影响了科研和教学工作，教育部和清华大学党委十分着急，由清华大学党委林克书记指派该校校办主任亲自来我院特邀陈钟英教授和本人组成六人医疗小队前往诊治，迅即确诊并拟就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还开展了防治讲学和健康教育，同时应邀为北京大学患此病的教工会诊。翌年进行随访复查时，绝大多数病者已陆续康复并走上了国家重要的教学、科研岗位。对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领导给予高度评价，两校的医院和教工都表示由衷的感佩。
培育桃李
在医学教育工作中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平时能胜任学校各系科的传染病教学。1992年起担任南京医科大学临床实习指导委员会委员，在校长和教务处直接领导布置下，每学期分别到各实习医院进行教学查房、会诊、专题讲座。1996年退休后，仍十分关心学生的培养和学校的教学工作，被第一临床医学院、康达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等聘为教学督导，参加各学院的教学、督促和辅导工作，并多次为同学们做传染病学、急诊医学和临床医学导论讲座，开展临床实习专题讲座，向同学们强调临床实习的重要性，并深切希望同学们能通过实践掌握技能，提高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的能力。为提高实习质量而努力工作，获得实习同学和实习医院领导、医师们的一致好评。参编教科书、参考书14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先后被为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先进工作者、全国血吸虫防治先进个人、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终身荣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忆往事，深深感受是党的教导和祖国的培养使我成长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医生、医学教育的老师和防治病的科技工作者。七十年始终遵循爱党爱国爱人民，把自己的医疗技术不断更新夯实，力所能及为人民健康服务终生。
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来临之际，将迎来我学医、行医、执教七十年，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的各级党政领导，老师，同事致以诚挚的感谢和敬意，更铭记感恩我的母校-江苏医学院。
（屠聿修，附属第一医院专家督导室党支部党员，教授，主任医师）
以上转自第一附属医院“JSPH银发生辉”公众号
